朱海明
水乡人自小就要学会辨识水的性情。哪段河道水深，哪处水流湍急，何时水涨，何时水落，都刻在我们骨子里。我与小伙伴们一样，五岁学泅水，七岁能撑船，十岁便可在河道中自如往来了。我知道，这不是玩耍，是生存。
还要学会看水识天气。水面起泡，天将雨；河鱼跃水，必有风雨。若是清晨见水蜘蛛急窜，则午后定是个晴朗天。水是活命的，也是要命的。其实，江南水乡那时的生存密码，有着更深重的底层逻辑。
七十年代江南水乡的那些农民，赤脚踩在泥泞的田埂上，脊背弯成一座拱桥，面朝水田，背负青天。那时的江南，同样是一片片在政治风浪中艰难求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彼时集体化生产正盛，村头高音喇叭每日准时响起，播报着最新的指示与精神。农民们排着队出工，记分员拿着小本子，一笔一划记录着每个人的工分。然而在这看似整齐划一的特殊年代里，每一道波纹，每一声橹响，藏着如何在水乡的柔与韧之间，寻找活着的缝隙和不为外人所知的生存智慧。
油菜根茬的恩赐
江南水乡的生存密码先要从油菜根说起。
说来心酸，早见于南宋《梦梁录》中江南水乡农民“开门七件事”，也是古代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核心需求，柴、米、油、盐、酱、醋、茶七项，到了我们那个年代，农村百姓生活就剩下了“柴、米、油、盐”四项，“酱、醋、茶”这三项在我的记忆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不起的，就像家里有只白铁皮做的煤炉，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
柴自然是放在第一位呢的，从我懂事起，家家户户年年闹起柴荒。这事说来也怪，分明是江南鱼米乡，稻浪滚滚，偏生烧火的柴禾竟成了稀罕物。原来队里为求粮食增产，将稻柴尽数呕了肥，说是弥补化肥之不足。庄稼人倒不反对增产，只是灶膛里空落落的。农家缺了柴火，饭食难熟，日子便过得艰难。冬日里尤其难熬，北风呼啸，灶下无柴，锅里的水迟迟不沸，孩子们围着冷灶台，眼巴巴地盼着一口热粥。
于是，催生出了老人孩子水面捞柴、野外拾柴、坟上捡枯枝的一景。听说河底的黑泥所含物质主要是灌木丛，是地质变迁形成的，这种黑泥控出后晒干切成乳腐块状，能当煤球，各生产队就组织劳力轮番摇船到太湖、阳澄湖里去挖黑泥，结果船沉人淹亡的事故时而发生。
解决缺柴的宭境，凡是能想到的，似乎都想到了，到了油菜收获的季节，农民们人人都注意到那灰黑色的油菜根茬是个好柴火，但那是集体的，领导不发话是不敢私自去拔的，然而，对集体来说也是个难题，那油菜根茬留在田里，硬邦邦的扎在土中，既不肯轻易腐烂，又碍着后续的插秧。农人赤脚下田，根茬尖利，往往刺得脚板鲜血淋漓。况且这东西不腐不烂，破坏土壤结构，于庄稼生长亦是无益。
队上原本要组织劳力去捡，然而劳力何曾够用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农人何曾得闲。再加这一桩，便是雪上加霜了。
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说是让缺柴烧的农户自家去田里捡那根茬，既解了燃料之急，又除了田中之害，岂非两全？然而到了生产队开会宣布时，话却倒过来说了。
那日晚间，生产队队部里煤油灯摇曳不定，烟雾缭绕中，队长站在前面，咳嗽一声，道：“社员同志们，经队委会研究决定，允许大家去捡油菜田里的根茬。”
人群里起了细微的骚动，每个人的脚底猛地蹿起一股难以抑制的燥热。妇人们交换着眼神，男人们则依然沉默。这分明是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却不知为何，空气里浮着一种说不清的滞重。
队长的声音又响起来：“这可是党对大家的恩赐，要记得感恩哪！”
“恩赐”二字像石子投入静水，漾开圈圈涟漪。但终究没人高声反驳。那个年代，话不能乱说，说了便是罪名。八十多岁的老孙头蹲在最前面，古铜色的脸上皱纹动了动，像是笑，又不像。他朝地上啐了一口，并不说话。
会散了，人们却不像往日那般说笑离去，只三三两两沉默着走开。第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孩子挎着筐篮，走向刚刚收割过的油菜田。大人们农活都是连轴转，是没有时间的，捡油菜根茬只能由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和孩子们，田中根茬林立，如同无数细小而顽固的坚守者。老人们俯身下去，用粗糙的手一根根拔起那些顽固的根茬。根茬带着泥土，沉重而潮湿，并不好烧，但总胜过没有。
我见邻家老王，一边捡着根茬，一边摇头苦笑。“说是恩赐，倒不如说是我们自己救自己。没有柴烧，饭都煮不熟，哪来的力气干活？”
田埂上，一个个老人缓缓地走向油菜地，他们微微佝偻着背，脚步有些蹒跚，每走一步似乎要花很大力气，我们几个孩子也跟在老人们后面，老人们弯腰的样子像枯树随时要被折断似的，颤颤的枯手与根茬凝在一起，分不清是手还是根茬。我们的小手也费力地拔着那些根茬，小脸上沾了泥污，却笑嘻嘻的，仿佛这是一场游戏。我们不懂什么恩赐不恩赐，只知道今晚家里灶膛有火，饭是热的。
日头升高，田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劳作着，偶尔交流一下哪片田的根茬多，哪片田的土松好拔。我忽然感到，当田里灌满水，拖拉机耕作后，就不用力气去拔，捡就行了，于是我挎着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田里拼命追赶着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把自家场地晒得满满的。
没有人再提及那晚开会时听到的那番话，但每个人的沉默中，都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了然。因为当人们背着满筐的根茬回家去。那些根茬在灶膛里燃烧时，冒出浓烟，并不好烧，但锅里的水终究是滚了，饭终究是熟了。
我看着那跳跃的火焰，忽然明白了什么。那些根茬本就是我们劳动所得，如今却要感恩戴德地接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火焰是真实的，温暖是真实的，锅里的米饭也是真实的。
许多年过去了，那个年代早已远去，再无人为缺柴而愁。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岁月，总不免想起那句“党对你们的恩赐”，想起农人们沉默的背影，想起灶膛里那些冒着浓烟的油菜根茬。如今思之，倒觉得那确实是一种恩赐——并非来自谁的赏赐，而是土地对于勤劳者最本真的馈赠。只是当时的人们，囿于时代的局限，竟不能直白地说一句:这地里长出来的， 自然该归种地的人所有。
土地无言，却见证了一切。世上许多事，原本天经地义，何须冠以“恩赐”之名？真正的恩赐，应该是让劳动者得享其果，而非在苦难之上再镀上一层虚名。而生活本身，终会以最朴素的方式，揭示最简单的真相。那田里的根茬，既非谁的恩赐，也非谁的施舍，不过是农人在艰难岁月中，以自己的辛劳解了困厄，为自己找寻的一条生路罢了。
肚力
肚力的运用源自我七八岁时为父母装砖坯时启蒙。因为父母白天要下田出工，运缴砖坯，一般都是凌晨一二点开船。记得有一次我家的坯船半夜十二点就出发了，摇到窑上凌晨才四点多。我记得那晚的月亮特别亮。正逢十月，已进入有霜期，凌晨特别寒凉，我的任务是在船中为轮流挑砖坯的父母，把砖坯装进筲箕。筲箕是江南地区特有的农具，由竹篾编织而成，前端敞口平底，其提梁设计为等腰三角形，高度齐胸，挑起时离地约20-30厘米，既稳固又省力。这种担子常用于农田挑潭泥和工地挑砖等重物，一担的砖坯为40块，5块为一叠，我站在船舱，人还没船沿高。我知道父母缴完砖坯还要回去赶上生产队早晨出工，他们的速度取决于我搬装砖坯的速度。我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劲，我没有为一个人装搬一船砖坯而发怵，起一次，五块砖坯一叠，刚开始弯腰从船底起砖坯时还感到特别费劲，万事都是逼出来的，转机来得偶然，当熟能生巧，把砖坯顶在肚皮上借力提力，就利索多了。
当我十五岁高中毕业，那时的学校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我六岁读一年级，十五岁自然就高中毕业了，但骨架尚未长开，肩膀窄而薄，立在田埂上像株风中芦苇。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我便混在精壮汉子们中间，担起与我体型极不相称的担子。扁担压在肩上，先是火辣辣的疼，继而转为一种深沉的酸楚，仿佛骨头都在呻吟。
挑担是最苦的。两筐泥土，堆得尖尖的，压得扁担弯成满月。我踉跄走着，总觉得下一脚就要栽进田里。汗水糊住眼睛，盐分咬得生疼。男人们大步流星，黑红的脊背在太阳下泛着油光，他们吆喝着，甚至互相打趣，仿佛肩上不是重担，而是两团棉花。我咬紧牙关追赶，每一步都像在撕扯自己年轻的躯体。
那日挑猪灰，我实在力竭。从小为父母搬叠砖坯肚皮发力的体会提醒了我，我腹中忽然一紧，一股力自小腹升起，贯透脊背，竟将下沉的担子倏地提起。那一刻，我愣在当场——原来力气不独独生于臂膀，更可来自丹田。于是开始有意揣摩，在每一次弯腰、起身、发力时，刻意收紧腹部，感受那股潜流在体内涌动。
渐渐地，我悟出了门道。挑担时，先沉一口气，将力蓄在肚腹，待迈步时，以肚力推动全身，肩头便轻了许多。任何农活亦是，不是单凭手臂硬扛，而是以肚力带动腰马，起身的刹那，砖块仿佛自己跳上肩头。男人们讶异于我的变化，笑说：“这小崽子，何时偷学了看家功夫？”
其实哪有什么看家功夫，不过是弱者在重压下逼出的生存智慧。肚力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它需要时机，需要巧劲，更需要一种将自身逼到极限后的豁然开朗。就像洪水冲破堤坝，在绝境中另辟蹊径。
许多年后，我离开了那片土地，不再需要搬砖挑担。但每当人生遇及重负，我仍会下意识地收紧腹部，调动那潜藏在身体深处的力量。原来肚力不单是发力的法门，更是一种生存的哲学：最沉重的担子，需要用最深沉的力量来扛；而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最柔软的地方。
如今想起那段岁月，肩上早已没有了扁担压出的茧子，但肚力却长进了生命里。它提醒着我，人可以被压弯，但绝不会被压垮——只要还能在呼吸之间，找到那股发自丹田的力量。
嗤拉一声水当油
七十年代的江南，春来江水绿如蓝，原是诗意栖居之地，却因时势所迫，竟至于连炒菜放油也成了奢侈事。生产队里为了完成粮食指标，将半数油菜田改种了水稻，于是菜油便少了。每户每人一年只分得二两油，用一只粗瓷碗盛着，黄澄澄的，须得吃上三百六十五天。
我家的油碗放在灶王爷像前，母亲每日看几回，却总不动它。每当做饭，母亲上灶我烧火，土灶的火光，映着我幼年添柴忙碌的身影，那时农家平时从来没有过荤菜，几乎家家就一个炒青菜或咸菜。每当炒青菜时，母亲便会从汤罐里舀一勺水，放入锅底，再撒点盐，待铁锅烧得热了，菜便下了锅。只听“嗤拉”一声，白汽腾空而起，这声音脆生生的，乍听真似油爆之音，骗得过耳朵，却骗不过鼻子——没有油香，只有水汽裹着青菜的生涩味。
邻家妇人笑我母亲自欺，母亲却正色道：“有水响，便不算白煮。”她以迅捷超快的速度舞动锅铲，手腕灵动，菜叶翻飞，我知道她超快翻铲，是为了防止没油的菜叶粘上铁锅产生糊焦味。水汽蒙了她的脸，我却看见她眼角细密的纹路里藏着一丝倔强。锅是祖传的铁锅，黑沉沉的重，平日里擦得程亮，此刻遇水便嗞嗞地叫，像是诉说不平。
往昔这个时节，油菜花开得金黄，将水乡染成一片明丽的金色，蜜蜂嗡嗡地闹，这黄色花海成了我们孩子最盛大的、最热力、最令人心醉的春之盛宴。当油菜籽壳“叭叭”响，用平口镰刀割下挑上场，把籽拍打出来，运到镇上油坊，新榨的油香飘满了整个水乡。而今田地半改稻禾，油菜稀少了，油坊的门板歪斜着，蛛网封了窗棂。
最可怜是年节下，亲戚来家，母亲欲多放些油炒个鸡蛋。手执油碗良久，终只滴下两滴。那油入锅的声响果然不同，更沉更实，香味霎时窜出，引得我直咽口水。亲戚却推说牙痛，将大半鸡蛋拨到我碗中。后来我方知，她是闻出了油少，不忍吃。
水当油的日子久了，锅底渐薄。母亲说：“水比油蚀锅呢。”但没法子，人总要吃菜，总要听那一声“嗤拉”才能下饭。有时我闭目细听，那水响竟真听出几分油香来——想来耳朵也是会同谋的。
十八岁那年，我当兵到部队，看到新兵连盆底中炒榨菜剩下的油，总想起家里那年月的二两油。母亲直到老，炒菜用油仍极俭省，锅热了，还是习惯性地侧耳听声。我问她还记得水当油么？她笑：“怎么不记得？那声响，脆生生的，倒比现在的油声清爽。”
原来人穷到极处，连自己的耳目都能骗过，且骗得心甘情愿。那声“嗤拉”里，有水乡人的韧劲儿，有铁锅熬干的沉默，更有一种近乎荒诞的生存智慧——既然无油，便听个响吧，横竖青菜下肚，一样果腹。
只是那二两油吃一年的光景，到底刻在骨子里了。
泥巴糊头学农记
江南的七月，天气热得紧。天还未亮透，生产队的钟声便敲响了，沉甸甸地压在每个社员的耳膜上。我那年十三岁，正放暑假，也只得随大人们下田去。
水田里早已是一片忙碌景象。男人们弓着背，女人们弯着腰，小孩子们则跟在后面派秧。水被太阳蒸得发烫，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汽，裹着人，使人喘不过气。
最可恶的是那蠓飞子，不知从何处钻将出来，黑压压的一片，专往人头发里钻。尤其到了傍晚，它们嗡嗡地飞着，见了人头便如见了蜜糖似的，没命地往里钻。头发一旦被钻入，便奇痒无比，搔之不去，挠之不竭，直教人恨不得将头皮揭下来方才痛快。
许多人家是买不起蚊子油的。即使有，那点油抹在头上，不消半个时辰，便被汗水与河水冲刷殆尽，徒留一层油膜，粘住更多的飞虫与尘土。于是不知是谁想出的法子，竟是用泥巴糊头。
我起初不肯，嫌那泥巴脏臭，糊在头上成甚么样子。但见大人们都如此，且那蠓飞子的攻势实在凶猛，终于也只得屈服。蹲在田埂上，掬一捧乌黑的淤泥，迟疑着往头上抹去。泥水顺着发丝往下淌，经过额角，淌至脸颊，最后钻进衣领里，凉飕飕、粘腻腻的，很不是滋味。
“多抹些，抹厚实了才管用。”隔壁的王大叔说着，便抓了一把泥，不由分说地按在我头上。我几乎要哭出来，却见大人们头上都顶着一团泥污，俨然成了田里的另一道风景。
泥巴在头上渐渐干了，结成硬壳，果真将那蠓飞子挡在外面。它们嗡嗡地围着我的头打转，却再也找不到钻入的缝隙，只得悻悻而去。然而这泥盔甲亦非善物，它沉沉地压在头上，仿佛有千斤重。太阳一晒，更是板结如石，牵动着头皮阵阵发紧。
双抢时节，时间是不等人的。早稻要抢收，晚稻要抢种，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被驱赶着，在田里来回奔波。汗水从额角渗出，却冲不破那层泥壳，只得在下面蓄积，蜿蜒流下，刺得眼睛生疼。我忍不住想用手去挠，却被大人喝止：“挠破了，蠓飞子钻进去，更痒！”
于是只得忍着，低头弓背，泥水中的蚂蟥悄无声息地附上小腿，吸饱了血才被人发现。一巴掌拍下去，腿上便是一道血痕，混着泥水，显得格外狰狞。
太阳西斜到黄昏，当收工的哨声终于响起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要瘫倒在田里。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向河边，一头扎进水中。
河水顿时浑浊起来。头上的泥壳遇水软化，一片片脱落，随水流去。我拼命搓揉头发，直到确认再无半点泥污，才浮出水面，大口喘气。回头看时，整条河都漂着一层淡淡的泥色，那是全生产队的人都在洗去头上的“盔甲”。
如今想来，那头上涂泥的岁月，虽艰苦，却也在无形中教了我们许多。它教人忍耐，教人适应，教人在苦难中寻得自处之道。泥巴糊头，不雅观，却实用，正如那个年代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一样。
每当我现今见到农人，总不由得想起自己满头泥巴的模样。泥水早已洗净，但那种痒而不得搔的滋味，却永远地烙在了记忆里。
父亲教我学舔碗
七十年代的江南，水仍是绿的，只是浮萍多了些，桥仍是拱的，只是石缝间荒草长了寸许。人们的面色，亦如梅雨季节的天空，灰沉而潮湿。米缸常空，锅中水多，这是常态。我那时年纪尚幼，却已晓得饥饿的滋味，是一种胃囊贴着脊梁的灼热，是一种看见任何可入口之物便双眼发直的贪婪。
父亲是个沉默的人，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手背上青筋盘错，像是老树的根。他吃粥时极慢，极仔细，每一口都要在嘴里含上许久，仿佛那不是糊糊，而是什么仙露琼浆。吃完了，他便将那只青白色碗端至唇边，只见他大拇指和四指灵活配合转动着，伸出舌头，由上至下，由左及右，一圈一圈地旋转着舔过去，我总疑心父亲的舌头比旁人要长一些。
我那时约莫七八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看见父亲这般动作，总觉得有些难为情。
“别舔了。”我终于在某日黄昏鼓起勇气，“同学们说，这是叫花子才做的事。”
他沉下脸拿过手中的碗，那碗边挂着零星几粒米渣和一层稠薄的粥衣。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的脸一半隐在阴影里，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郑重，恼怒的眼神看着我，厉声地说：“你没有尝过大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的日子！”面对父亲的呵斥，我迷茫地垂下了头，心里却琢磨着，这片鱼米之乡美誉的土地怎么会有吃树皮和草根的事发生呢？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因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全国范围内在1959年到1961年出现了严重粮食短缺。据公开资料，中等估计全国那三年饿死了3千万人，江南地区虽然饿死人不像安徽、河南那几个省严重，但他是屡见不鲜。
我们这一代正是大饥荒过后出生的，一出生就半饥不饱，据说大饥荒那三年，全国尤其是农村出生率降到了历史最低，老人们说，大人都活不了，生出来都养不活。到了七十年代，从“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到“多打粮食，支援世界革命”的伟大号召，粮食虽然富庶，但上缴的公粮指标却年年增长，农民分到的口粮，大部分家庭还是不够温饱，于是舔碗在被称为粮食富庶的江南没有失传，一直盛行着。
在我看来，舔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二手一托，舌头一伸一转就行了。其实并非这么简单，我不肯学，是因为心里实在迈不过这道坎，终认为这是最丢人下贱的事。
父亲终究不肯放过我，执着地非要让我学到手，有一次晚饭吃过稀粥，他把我拉在身边。
“看好了。”父亲低声道。
随即，他伸出舌头，那舌头因长期缺乏油水而显得有些干涩发白。他不是胡乱地舔，而是极有章法。他先将碗沿凑近嘴边，头微微倾斜，舌尖沿着碗边最厚实的一圈，缓慢而有力地舔过一周，将那嵌在陶釉细微孔隙里的米粒尽数卷入口中。他的动作专注至极，仿佛在进行一项庄严的仪式，额角甚至因这专注而沁出细汗。碗沿干净后，他又变换角度，舌尖如最灵巧的扫帚，一遍一遍，将碗的内壁舔得光润如洗，最后连碗底最中央的那一小圈凸起也不放过。
整个过程，屋里静极了，只听得到他舌尖与粗瓷摩擦发出的极轻微的“沙沙”声，以及窗外永不歇止的蛙鸣。
有一次，他拿了一只洗过的碗，轻轻放在我面前教我学。
“舔碗需得要领”。他示范着：舌尖轻轻抵住碗底螺旋纹，顺时针旋转三圈，逆时针再转两圈。他还说，这样就能刮下小指甲盖大小的粥糊，多吃着半勺粥。语气里没有半分戏谑，只有沉甸甸的认真，“一粒米，一滴汁，都是命。”
我愕然。虽说家中清贫，却也未曾到要舔碗的地步。我扭捏着不肯，眼睛瞟向门外，盼着娘来为我解围。
我终究死活倔着不肯学，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那里面有为父者无法让孩儿饱食的深重歉疚，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要在绝望里抓住一点什么的坚韧，还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悲凉。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他粗粝的大手，在我头顶狠狠地拍了一记，那一记，震得我脑袋嗡嗡直响。
后来我读高中时从资料中了解到，我国70年代对外的粮食无偿支援年年增多，光无偿支援越南一个国家粮食就达500万吨，我不解地问老师：听大人们说，当时我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为什么自己饿死还要支援外国？老师一脸严肃地回答我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多打粮食，为的是支援世界革命！你政治觉悟不高啊！”听老师这么一说，我羞愧的涨红了脸，无地自容。
我终究没有学会舔碗，我知道那是因为母亲一直护着我，不支持我学，但我通过父亲的示范和看到别人家动作，已经领会了要领，拥抱了这种精神。
前不久与小时候家乡的玩伴聊起舔碗，他戏谑地说，“农民舔碗，完全可以申请非遗。”我说，“这不是一个光彩的令人骄傲的艺术，是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农民无奈、贫穷、抗争与气短的求生本能”。
多年后，生活终于慢慢不再需要舔碗度日了。改革开放后，市场上琳琅满目，粥饭也变得浓稠富足，牛奶、鸡蛋、面包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吃讲究营养也成了农民的话题，但我时常会想起那个清晨，父亲教我舔碗的情景。我后来明白，这不是邋遢，不是寒酸，这是饥饿逼出的最朴素的智慧。
愿我们的日子永远不再有舔碗一说。
纸殇
江南水乡，向来被文人墨客吟咏为“人间天堂”，小桥流水，橹声欸乃，绿杨烟外，红藕香中。然而这天堂里的人们，在并不遥远的往昔，竟至于连一张厕纸竟也买不起的。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会记得，现在用的卫生纸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
那时江南的茅厕，起初多设在屋后河畔，以毛竹和芦席搭成，顶上或覆稻草，歪斜如醉汉。七十年代，农业学大赛运动风起云涌，粮食要增产，成为主旋律，而稳产、高产需要肥料，而化肥严重短缺，于是集农家肥成为一大发明，说是粪缸统一管理，就把各家粪缸集中在一起，一家一个整齐排列，作为被参观的一个亮点。粪缸半埋于土，缸沿高出地面一公分左右。缸中物事，自不必细述，唯苍蝇最是殷勤，四季不绝，嗡嗡营营，似在举行永不散场的盛会。
彼时乡人出恭，各有各的法子，水乡人含蓄爱面子，彼此都心照不宣，但这生存的密码从不外泄。男人和孩子们使用最常见的自然是竹片。取一截毛竹，劈作巴掌长短，削去毛刺，便成了揩拭之具。家家户户的茅厕墙角，总插着十来根这样的竹片，用过了洗涮干净，下次再用。也有嫌竹片刮肉的，便去寻些树叶。樟树叶太脆，揉搓便碎；冬青叶太小，不济事；最好的是梧桐叶，宽阔柔软，只是秋后便难寻觅了。最可怕的是那种表面上光滑，而叶背都是尖刺的大叶，当心急慌忙顺着叶面光滑抓着就走，需用时正好叶背后倒刺直中要害，有些孩子痛得哭爹喊娘，那个惨别提了。这种树一般长在屋后，离粪缸不远，现在已经不见了。至于柴屑，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松针戳人，木屑扎肉，非万不得已不肯用的。
有那等更为困窘之家，索性甚么也不用。只见人蹴于粪缸之上，事毕，将臀在缸沿来回摩擦数次，便算完事，缸沿因此脏不忍睹。
然而最令人心惊的，却是糊在墙上的报纸。彼时乡间土墙皴裂，为御风寒，多以旧报纸裱糊。报纸上有字有画，自然也有伟人头像。老陈便是这样一个惯用报纸的人。其人五十上下，面皮黧黑，背微驼，平生未出乡里，亦不识字。那日雨歇，他腹中忽痛，便匆匆钻进自家茅棚，随手扯下墙上旧报一角。
不过两个时辰，大队部的人便来了。他们闯进老陈家时，他正端着碗喝稀粥。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厉声问：“陈老栓，你今天在茅厕用了什么纸？”老秦茫然抬头，碗沿还沾着米粒。“就糊墙上的报纸啊……”
“报纸？”主任冷笑一声。
“捉起来！”一声暴喝，几个臂缠红袖章的青年已破门而入。
为首的青年以竹竿挑起污纸，厉声道：“你这反革命！竟敢污辱伟人！”
原来那报纸上印有伟人像，老陈撕下的部分，恰是面部。他吓得浑身筛糠，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村中人都围拢来看，有的掩口，有的瞪目，更有人开始呼起口号。
此后三日，老陈被缚在祠堂前的石柱上，颈挂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人们轮流批斗，要他交代反革命动机。老陈只是哭：“我不识字啊！我哪晓得……”话未说完，便被耳光打断。夜里，老陈被关在大队部的仓库里。看守的人听见他喃喃自语：“我就是揩了屁股……怎么就是反革命了呢……”
到得第四日清晨，看守发现绳索松脱，人已不见。众人四寻不见，最后在村东头的河涌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那河涌甚浅，平日不过及膝，老陈却是面朝下溺死的。有人说，他是自己把头埋进淤泥里的；又有人驳斥，说定是不慎滑倒。究竟如何，无人深究。
此事闻者皆悚然，家家户户连夜铲除墙报，土墙复又裸露其贫瘠本色。然恐惧已如苔藓，悄无声息地蔓延在潮湿的墙角，爬进每个人的心里。
事发后月余，告密者——村中一个惯于钻营的会计——得了奖状，调往公社任职。老陈的家人不敢收尸，最后由几个胆大的乡邻用草席裹了，埋在乱坟岗上。
如今想来，那真是一个荒谬得令人笑不出声的年代。人们可以为了一张印着头像的纸付出生命，却买不起一张厕纸。当最基本的物质匮乏到极致时，精神便成了奢侈品，甚或成了杀人的利器。
今人坐在抽水马桶上，对着手机消磨如厕时光时，恐怕很难想象曾有人为一张厕纸付出过什么。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向前，冲淡了太多记忆。唯有那些亲历者，偶尔在夜深人静时，还会觉得臀下隐隐传来竹片的刮擦之感，提醒他们曾经过怎样的岁月。
厕纸终于丰足了，但某些褶皱，却永远烙在了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
有人说，如今河道早已填平，其水仍在暗处流淌；纸屑虽碎，其重仍能压弯脊梁。是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那座山，往往不过是印着人像的、轻飘飘的一张纸。
稻草人的守望
我从美丽的水乡，越过草长莺飞的江南，在金戈铁马的滔滔东海之畔成长，我也曾在亲切粗犷的北方的风中闯荡，当星星低垂，月亮高挂，家乡的田野总让我牵挂。
当我千里万里回到故乡，村已经没有了，能没过我肚皮顾盼多情的小河已经填平，缭绕的炊烟，鸡鸣犬吠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满眼已是高楼林立，我为高度现代化的浓郁而喜悦，也为消失了的水乡而惆怅，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亲切而又遥远的水乡啊，我曾经的伙伴，梦中那片稻田中伫立守望的稻草人，已消失得不知去向。
认识稻草人，还是我6岁读一年级那年秋季的一天放学后，记得那天，天边金色的阳光透过帐缦似隐似现的云层正撒下来，把稻田洒得一片金黄。
“呼啦啦……”，一阵风吹来，我家旁稻田田埂上稻草人手上套着的白色塑料袋正呼呼作响，随之一群躲在稻田中的麻雀呼的一下惊飞了起来……
稻草人吸引了我，我好奇地撒开脚丫，向稻草人奔去，稻草人像哨兵注视着我的靠近，稻草人是不会说话的，它的脑袋和脚牢牢固定在泥土里，只有两手耷拉着，随时听从风的指挥。我明白了，稻草人是生产队为了防止嘴馋的麻雀偷吃谷子而设立的哨兵。
这是我的根，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喜欢二手抱头枕在田埂，躺在稻草人旁冥想，稻田清风里夹杂着稻谷成熟的阵阵谷香和吸足了水的土地散发的湿润泥土气息灌进我的鼻孔，我望着云朵在天空中悠闲地飘过,我想了又想，望了又望，刚才躲在稻田里，被稻草人驱赶后的一群麻雀飞到哪儿去了呢？它们的家又在哪里呢？
逮麻雀一直是我的稀罕，曾经我把筛子安在自家场地上，用一根竹棒支起来，撒下一些剩饭粒，再用一根绳子拴住筛子，想待麻雀钻进啄饭粒时，拉绳扣下筛子活捉，尽管我全神贯注，手脚再快，探头探脑的麻雀们特别警惕，几乎在拉绳同时，麻雀们“蓬”的一下惊起后还不忘瞪着小眼嘲弄似的望一下空欢喜一场的我和留下一片空旷场地。
听大人们讲，下雪天时，麻雀最喜欢钻柴垛的缝隙里，在一个雪后的早晨，浓密的草芽还没有破土，太阳刚冒出地平线，十几只站立在电线杆上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麻雀，扑棱棱钻进柴垛，兴奋焦急的我轻轻的靠近柴垛，正屏住呼吸，伸出双手猛地一合十时，麻雀们似乎已感觉到了危险，几乎在瞬间，麻雀们像一道闪电，惊得直冲天空。我懊恼沮丧地望着远去的黑色身影，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起眼的麻雀竟然有如此神灵与我斗智斗勇呢？生产队一位老大爷对我说，现在的麻雀越来越聪明机灵了，都是抓麻雀运动把它们逼出来的。我恍然大悟地想起家中有线广播里广播的“麻雀是专吃庄稼的害虫，为了多收一粒粮，人人动手捕捉麻雀”的号召。麻雀是害虫的认知就是这个时候在我头脑中固定的，于是心中更加增添了对稻草人的敬畏，对全体社员们敲盆人人扯开喉咙鼓噪上阵的积极性生出了由衷赞赏，以至于我写作文时搜肠刮肚歌颂起了稻草人：稻草人是光荣的，身披万道霞光迎朝阳，赶走麻雀害人虫；稻草人从不贪玩，无论天寒地冻，还是刮风下雨；无论白天和黑夜，迎着风雨在战斗。老师捧着我的作文在课堂讲台上朗读，我仿佛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接着老师拿出了一张报纸，读起了报，大致是祖国心脏北京也行动起来了，说是几百万人三天突击用毒药，张网捕等手段共歼灭麻雀几十万只，老师最后还说，全国麻雀一年要吃掉谷子百万斤，对于粮食生产危害极大，我们必须从麻雀嘴里夺粮食。
历史仿佛拐了一个苍凉的大弯，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9年，国家把麻雀列入了国家保护动物名录，是因为麻雀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说是它吃掉的谷物损失，对于他吃掉损坏庄稼的害虫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对环境有着积极意义，要受到法律保护，禁止捕猎。
是啊，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它们轻盈的身姿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给我们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美丽的画面；那婉转清脆的悦耳声如天籁之音，是大自然最美的音符，为枯燥劳苦的农民们营造了宁静的美好意境。它们游走在稻田边沿，与微风共舞，与我们嬉戏，是大自然的精灵……
我为永远消失的稻草人而欣慰。多年以后，我回到曾经的乡村，遇见一位长者，最后聊到那些田，那些稻草人时，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半天才狠狠地憋出一句话：“稻草人不是人!”
评工分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记忆如同精心雕琢的石子，沉浸在河床上，对于经历过农村集体化时代的人来说，“评工分”这三个字，承载了太多难以言喻的悲凉。
“评工分啦……”，正是腊月的一个夜晚，随着一阵阵尖厉的哨音，我的生产队正进行着一场寒夜集结，一年做到头，鸡叫做到鬼叫，每个人、每家的收益以及来年一年的口粮全都在这年底评出的工分上。
冬夜的黄昏，寒潮西北风裹挟着河水的呜咽掠过水乡，像开过刃，刮得脸上生痛，难得一支手电筒的光亮在夜色中晃动，更多的是手拿着用四角铁框镶着玻璃做成，火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油灯，只有鞋底碾过田埂冬土上的咯吱声，大家各自拿着自家的板凳，神情紧张而又兴奋，今天总算有了收获的希望。最揪心的一批人，是受生产队管制，被称为“四类分子”的地主、富农一家家人，他们人人蜷缩着头，仿佛已经知道结果，因为“四类分子”不管你出多少力，农活干得再多，评工分总要被压低，低人一等。最焦虑的是那些在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识青年以及我们学生，因为大多都对自己的农活没有信心，而必然成为评工争议的焦点。公开评判的到来，一个个走起路来都显得战战兢兢。
“评工分”一年一次，是1958年到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记录和评价农民劳动的核心方式，是一种劳动和分配制度，主要用于衡量农民的劳动贡献，并以此作为分配收入和粮食分配的唯一依据。这是一把量化了的残酷标尺，虽然明面上评的是劳动付出，只要力气大，干活利索，就可得高分，实际操作中却是包含了政治因素和人际关系因素，导致评工分失去了公平性。评工分为4种等级，以强劳力每天十分为最高分标准，妇女一般为七八分，当然也有妇女得十分的，老人和插队青年，高中学生一般得五分，初中学生一般得三分以下。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评工分，这年我才12岁，读初一。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号召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当时的教育路线，学校实行了开门办学政策，隔天上学，一周四天包括星期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事实上三天上学中，下午放学后也要回生产队劳动，因为下午放学一般不超过两点，这样三个小半天加上四整天都属于生产队管理，我实则上12岁就已经是一个准农民了。
这天晚上，我把补丁摞补丁的棉袄紧了又紧，忐忑不安地跟着父母参加生产队评工会，对能获得认可的渴望，能得到工分减轻父母负担，增加家里口粮的兴奋，担心工分值能评多少的焦虑，与同学会不会拉开差距的担心，反复不断地交织着我不安的心，我知道，要是四个同学中我被评得最少，这心理思维定势将永远被注定，第二年、第三年表现再好，再无可能评高。第一年的评工是人生的起跑线，这种落后同龄人的等级差，甚至背负终身，而这种刻痕往往能扭曲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娘看出了我愁眉苦脸的心思，一路不停地安慰着我。
这天的祠堂里，烟雾缭绕，一盏灯花直跳的罩子灯映照下，斑驳的墙上已有了不少影子，一张摆在正中央摇摇晃晃的八仙桌，朝南的主位已坐上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生产队队长，他正襟危坐绷紧着脸，不停地抽着烟，那气势神情仿佛在昭示着绝对权威，副队长和妇女队长及会计围坐在队长的周围，表情也与平时大不一样，换上了严肃刻板的神情。会计的眼睛泛着冷光，手中摊开着记分薄，他的钢笔套已经旋开，象征着权力的笔尖好像已悬停在瞬间，将落在一个个名字后面冰冷的数字上。
不一会儿，全队一百多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差不多都到齐了，十几个裹着旧棉袄的老人或蹲或坐蜷缩在墙角，队长敲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学生参加评工的往里墙边站。”队长的发话刹那搓出了焦灼的碎步，我与三个同学各自站在了父母身后，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像是被审判的祭品。稍顷又说：“大家静一静，下面开始开会，首先进行第一个议程，对出勤时间天数由会计根据记工薄对每人一一核对，如劳动过后遗漏没去记工员那里报告的，要有人证明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干活，干的什么活，才可以补上。”当会计把记工薄打开时，瞬间所有人的呼吸似乎都凝结成了白霜，死气沉沉的会场如一锅即将烧开的水一般开始躁动。当对每人的出勤天数、请假天数一一核对完毕，很快就进入了评议阶段。
评工分，核心在于评字，而评实则上由队委会班子人员说了算。群众评议只不过走个形式，因为实则上队干部们已经给每个人定好了，宣布一下而已。尽管如此，当会计念到每个人名字，宣布某某某的等级时，那紧张的气氛还是能让人心跳停摆。
是啊，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每个人把工分看的都很重，一年一次的年终评工，因为那不仅仅是数字，是披星戴月付出的见证，更是生存的保障。当宣布完评工分等级，祠堂像滚开的粥锅，彻底沸腾开了，眼睛原先眯成一条小缝，一个个虎着脸也瞪得溜圆，只见一个话音未落，一个“噌”又站了起来，大家都抢着讲自己如何卖力劳作，有的说自己插秧如何卖力，一天弯腰下来，站都站不起来；有的说插秧时把尿都憋在了裤裆里；有的说自己当天上午流产，当天下午就下了田……说着，说着，很多人竟抹起了眼泪。其实，讲的再多，再争论，最终还是队长一个人定调说了算。
土根和秀玲夫妻俩都是老实人，不善言辞，在常人眼里甚至有点木讷，夫妻两人从来不与队长和队长家属套近乎，与其他队干部关系也一般。
夫妻俩从没有踏进过队长家门，更没想到给队长家送点啥，也没有可以拿出来讲的生动事迹，但起早摸黑，夜工早工咸菜饭碗放田埂，一分时间也没少过，一滴汗也没少流，夫妻俩心想今年俩人都特别吃苦，胃都开了刀没有休息过一天，当天出院都是当天上工的，评不上十分最高分，九分半，最起码九分总是要有的。夫妻俩静静地站在一旁，秀玲瘦弱的身影显得特别无助，当报出夫妻俩各自七分时，秀玲的脸瞬间变得煞白，从惊愕到大哭了起来，“天哪！家里要少100斤口粮，四个孩子怎么活啊……”夫妻俩喃喃着，声音中满是绝望和无奈，秀玲的哭泣声越来越大，在寂静的空间里回荡着，那是对生活艰难的控诉和恐惧。
“有权之幸福，无权之痛苦啊！”
从来不与人争的土根扶着痛哭中秀玲的肩膀，望着八仙桌上坐的队长，瞪着愤愤地眼睛，终于呼出了一句男人最无助无力的话。
我忽然明白了这样一个理：这世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乡亲们从自己身上剜下的肉，他（她）们把心都扒出来了。这一幕幕情景把我深深震撼了，我只觉得一阵阵地心痛。
多少人叹息，多少人哀伤，多少人默默地一起难过，干活虽好，再能吃苦受累，但不善于亲近队干部的人，大多数都得不到高分，只有那种与队干部和队干部家属关系搞得亲近的人，工分才相应较高。过后，我听到背地里好几次悄悄的牢骚话，说是旧社会给地主家做长工打短工，地主家可待得好着呢，地主平时也从不买肉，农忙时给长工吃肉却从不小气，不但饭二碗三碗尽管转弯管饱，鱼和肉也管够，现在做队长的比旧社会恶霸还狠。
评工，就是一把尺子，量的是言听计从逆来顺从会拍马屁的尺度，量的是吃的是草，挤出是奶的稠和量。
评工，是一张织密命运的网，无论大鱼小鱼，年长和年少的，男人还是女人，一年到头都被困在这张网里，怎么挣扎也逃不脱这凭好恶编织的牢笼。我就是这张网里的一条小小的鱼，当会计报到我的名字时，在1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我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渺小的不起眼，我强烈地感受到被集体审视、将要被评判而胆怯得慌张，我惶恐无助地望着神色紧张的娘，但娘有什么用呢，此时此刻的娘是再也帮不了我什么了。自从我的影子与弯腰劳作的大人影子交融在一起，年令不相称还是孩子的我，骨瘦如柴体力上的挑战而曾惧怕得手足无措，烈日炙烤下，汗水浸透衬衫黏在身上，农具重如千钧，手被柄磨出血泡，我都一一克服了过来。割稻我是同学中最快的，派秧和撒肥也是认真到位的，但第一次面对这成人世界的复杂，心理压力还是很大。我最惧怕自己的不足或那一次不经意的放松被人看见，在这个时候被指出来。毕竟我才12岁，也有贪玩调皮的时候，我在脑海里再次搜索是否有不足之处，当感到没有了，我才自信地慢慢抬起了头，望向八仙桌的队干部等候发落。
“按常规学生劳动按半劳力算，你们四个都是初中生，还要打对折，阿明表现最好，最勤快，应该得3分最高分。”听到副队长率先发言对我的评判，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学生中最高分应该给阿三，阿三老实听话，埋头苦干，叫什么，干什么。”队长冷不防一席话，让我一下充满了惊愕，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这话时，我发现他头上的青筋在太阳穴上不断地在跳动。
我以求助似的目光望向挤得满满当当的祠堂，天真地期待乡邻中能有人为我说句话撑腰，可又有谁会为了一个不谐世事的孩子而得罪有生杀权利的队长呢！
我恍然想起，有一次收工时队长叫我明天晒谷，我随口答应了一声“晓得哉”。当时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妥，娘当时也在场，回到家后她反复叮咛关照我说，应该回答说“好咯”，这表示服从和尊敬，回答“晓得了，知道了”就有老三老四意味，没有上下感，今后凡队长和任何人安排你干活，一律以“好的，好的”来答应。我想肯定是这一次得罪了队长，我没有想到队长的心眼这么小。年少的自尊在讨好与抗争间被反复的撕扯着，一幕幕一件件浮现在我眼前，蚂蟥钻破了小腿，凌晨四点跟着大人顶着星星跪在稻田以膝盖做支撑割稻，冬天的单鞋湿透冰水，裤脚沾着前日挖河泥的冰渣……这一切，娘最清楚，看到我欲说样，娘一把拽住了我的衣角，示意不要吭气，我侧头却分明看到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然后慢慢溢出，顺着脸颊滑落，留下了两道清晰的泪痕，此刻，我鼻子一酸，心瞬间碎了一地，眼泪再也绷不住了，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我终于明白，工分不是挣的，是评的。那一刻，我感到全世界都欺骗了我，父母一直叮嘱我的，“大家都看在眼里，群众是公正的，干活要勤快”。学校老师一直强调的“要不怕苦和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教悔，都是骗人的。
我终于明白，要生存不仅仅要绝对地听话，绝对地服从，而且要以最卑微的姿态，才能活下去。
“学生娃，细皮嫩肉的，二分五厘一天，工值就几分钱，不容易的，就是啥都没干，站也要在田里站一整天啊。”一位老好婆的怜悯打破了暂时的宁静。最后，我与三个同学都被评为二分五厘为一个劳动日，按照当时我们生产队工分值换算，我们一天的报酬才六分钱。六分钱，可以买三支铅笔，4分一本练习薄还多二分，对家里来说，可以买三盒火柴，一毛四一斤的粗盐可以买将近半斤的盐。按全年去除上学一百天，劳动日二百天来算，分红时家里可以多增加十二元收入，十二元钱对一家人家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了，当时猪肉是七毛五一斤，每个月家里就可以买上一斤猪肉了，我美滋滋地这样想。评定学生后，队长就宣布评工会结束。没有嘈杂，只有不断地有人叹息着和他们脸上的沉重，看得出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工分结果。这时，连墙上的影子仿佛也都在抽搐，像散了架的稻把子。
月光漫过门槛，大家在月光下迎着寒风各自回家，队长和队干部们还继续坐在一起，当会计的手合上评工薄时，油灯将数字的阴影投在墙上，就像一串串永远解不开的绳结。那寒夜中发出跳跃的灯火，就像那一颗颗颤抖的心……（朱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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